的确，曾经的城口，只有耸立的高山，直角的峭壁，沿着河谷才能寻得一块平坦，所谓九山半水半分田，一方水土难养一方人。

  城口的地理坐标从未改变，却在历史长河中不断重塑自己的角色。坚韧不屈的城口人，用一凿一钎，用敢想敢干，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打开了山门，拥抱蜕变，成锋起势。

  今天，我们走在城口县城，商品品类俱全，街巷干净整洁；我们穿行在城口乡村，人们脸上洋溢着笑容，处处都是好风光。

  2022年，城口通了高速公路，2028年，城口将通高铁。真正属于城口的“两高”时代就要到来，城口正抓抢机遇，锚定“三县一城一枢纽”目标，加快建设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示范县、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示范县、农文旅融合发展示范县，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宜游的大巴山生态康养城，加快建设渝川陕毗邻区县综合交通枢纽。

  有的人终其一生，试图突破钱钟书笔下的人生“围城”。而在与大巴山南麓的千沟万壑融为一体的重庆市城口县，几十万干部群众劲往一处使，奋力突破区域的“围城”。

  在四面环山中突破“围城”，城口之变是中国西部边城突破地理桎梏的缩影，它发展的每一步，都留下历史的厚重痕迹，也承载着未来的无限可能。

  1933年深秋，红四方面军翻山越岭从八台山经双河口，再从庙坝进驻今天的葛城街道，挥戈城口。

  所谓城口，踞三省门户名“城”，扼四方咽喉称“口”。城口县东北与陕西省镇坪县、平利县、岚皋县、县接壤，南与重庆市巫溪县、开州区及四川省宣汉县毗邻，西与四川省万源市相连，地处渝川陕三省（市）的交界处，是自古出秦岭进四川的兵家必争之地，是长江三峡腹地连接大西北的重要连接点，是重庆向北重要交通节点，其地理位置不可谓不显要。

  对红军而言，山高林密的城口正适合打游击战。就这样，城口成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重庆唯一成建制建立了县、区、乡、村四级苏维埃政权的革命老区。

  作为守隘，城口固好。但以县域发展来看，在大巴山南麓的千沟万壑之中，这个重庆最北的县长期只能“夹缝生存”。

  31条主要山脉、544座海拔2000米以上的山峰，沟壑纵横，地势险峻，县城变围城。

  “狗儿坪云梯接汉，磨人坡石磴摩天，八百重岭锁寒烟，七十二道脚不干。孤悬渝东北，困守大巴山。车马绝迹，人迹罕至；咫尺山外，已换人间。”土生土长的城口人陈义超，写下这个“山城中的山城”最无奈的困境。

  曾经的城口，史籍里是满纸的“穷”和“险”。清道光二十四年（公元1844年）印行的《城口厅志》，将城口描述为“路崎岖多碍舆马，溪邃狭每阻津梁”，意思是说，道路坑洼不平，车马难以通行，沟深狭窄，连码头和桥梁都没法建造。

  城口并非没路，清朝时，8条古道沿山而出。但每一条古道都得攀山梁、下河谷、过栈道、趟溪河，山林间还有野兽出没，出山是一件极难之事。

  在城口南边，横跨明通镇和鸡鸣乡的莫家坡古道，上坡30里，下坡30里，是城口最长的一条山路，也是长期以来唯一一条大路。但就是走这样的“大路”，“挑二哥”们走到“隔壁”的开县（今重庆市开州区），来回也要半个月。

  “城口走出去有多难？”城口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政委袁开慧卖了个关子。

  1960年的暮春时节，天初暖，日初长，城口的山梁上，一行数人挑着箩筐正艰难前行。

  那是刚刚接到调令，从城口赴奉节任县长的王汉亭一行。其中一对箩筐里挑的正是他3岁的儿子、1岁的女儿。

  城口到奉节，200多公里路程，他们跋山涉水昼夜兼程，途经雪宝山时，还因大雨耽误了两日。最终整整走了10天，才终于到任。

  “到20世纪70年代县委县政府通车前，县领导外出开会最多只能骑马。”袁开慧说。

  里面的人出不去，外面的人也鲜少进得来。当地有首民谣说：“好个城口城，大得不得了，衙门打板子，全城都晓得。”戏谑地反映出城口县城的人少空旷。

  终于，1958年，城口第一条公路破土动工；1969年，借襄渝铁路的施工便道，城口建成了第一条出境公路；1975年国庆节，任河大桥竣工，汽车终于能够开进城口县城；1998年，重庆直辖后不久，城口实现乡乡通公路……但长久的封闭，关上的不单单是进出大山的门，更是人们的认知之门。

  曾任城口县副县长的谢发琴是一名城口本土女干部，在成都上过学的她思想一直比较前卫。

  “记得20世纪80年代末，我当时是坪坝乡（今城口县坪坝镇）妇委会主任，有一次去万州开完会，就在当地烫了时兴的卷发。”谢发琴说，回到坪坝后，沿途的父老乡亲们都像“看稀奇”一样看着她，说“快来看，街上有个洋人”。

  “在大家的认知里，卷头发的就是外国人。”谢发琴说，当时县里人与外界接触都不算多，很多事物都没见过。

  20世纪80年代，创新争先的改革之潮已涌动大江南北，但在仓房村，竟有多达80％的人没有文化，甚至有一半人不认识人民币，他们的生活节奏仿佛还停留在很久以前。

  “有的成年人，一辈子没进过城，进城得一个一个用绳子拉着，不然就会走丢。”谢发琴感慨，“我们到村小调研，看到那些孩子的学习条件特别落后，真的眼泪都要忍不住往下掉。”

  地理的封闭，逐渐演变为思想之闭，这并非源于城口人不愿改变，而是源于看不到改变的可能。

  从战时的“隘口”到城建中的“碍口”，城口的边口属性，让它既为御敌之盾，却也成发展之困。这种对比，更加能够凸显城口日后破局的艰难与可贵——它要打破的，是大山的阻隔，找寻的是不再孤悬的开放未来。

  高铁未通，新区先行。2025年11月1日，凛冽寒风中，城口县东部新区一期项目建设“百日攻坚”推进大会正在召开，项目推进更加紧锣密鼓。

  东部新区的布局，是城口为承接西渝高铁开通机遇的抢滩之策。城口人，已早早在为高铁开通的那一天，做准备。

  事实上，在高铁之前，高速公路已先开通。突破“围城”的口子，越开越大，城口已立于发展之风口。

  城口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张骄至今记忆犹新：2022年12月30日，城（口）开（州）高速通车当天，城口全城沸腾。

  “我们常常开玩笑说，重庆只有两个区县不通高速公路，一个是渝中，另一个就是城口。”张骄说。

  于一个县城，乃至一个国家，交通都是发展之要，土地、人口、资源三大要素的流通都离不开良好的交通条件。

  交通的“卡脖子”，曾让城口错失太多机遇。城口也曾通过多家招商平台，邀请企业调研考察，但因交通、基础设施、用地等短板，不少项目无法承接或达不到企业投资预期，落地项目寥寥。

  20世纪60年代末，城口修了第一条出境公路，通车后，城口靠人力外运的工业品和生活物资实现了汽车运输。但是这条公路要翻越海拔2000多米的八台山和白芷山，通行条件不佳，冬季大雪封山路就“停摆”。

  1997年重庆直辖之初，城口到中心城区需要数日，当地丰富的资源得不到有效开发和利用，与外地的交流也不通畅。

  2003年通渝隧道贯通，城口县实现“8小时重庆”。2010年，城口初步形成了以县城为中心，东西贯通、南北交汇的“十”字型干线年城（口）万（源）快速通道公路通车，城口县实现“4小时重庆”。城口由此融入了襄渝铁路、达陕高速公路等全国交通网络，发展“瓶颈”终于松了口。

  对一县发展而言，仍然不够。有人说，“城口县发快递的平均成本，是重庆中心城区的2倍以上”。年复一年，城口没有停止向外延伸的脚步。到城开高速通车，“扼四方咽喉”的空间地理优势终于显现。

  重庆天宝药业有限公司是城口本地中药产业的有突出贡献的公司，城开高速通车后，此公司连续一个月都是满负荷生产。

  他们的底气，是在距离城开高速城口互通不到10公里的地方修起了新的仓库。“曾经，我们发货要从县城辗转60多公里，在四川万源上高速，物流费用居高不下。”天宝药业相关负责的人介绍，通车后，货从新仓库直接上高速，发货到“万开云”地区的成本可降低15％。

  前不久，刚刚获得GAP（中药材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认证的天宝药业，乘着城口的发展东风，大展拳脚，对高铁开通后将迎来的新发展空间满怀憧憬。

  “城开高速是重庆首条连接陕西的高速通道，等到2028年西渝高铁开通，城口的地理劣势就将彻底变为优势。”张骄说，接下来城口将全面融入、主动服务国家和全市对外开放战略，加快畅通“五大对外通道”，构建连接长江三峡腹地贯通大西北的重要节点。预计到2030年，实现2小时到重庆中心城区、四川成都、陕西西安。

  城口以高速、高铁为纽带，推进交通行业发展向市场化发展转变，打造渝川陕毗邻区县综合交通枢纽的未来蓝图已经铺开。

  城口有着丰富的矿产资源，亚洲最大的钡矿床和全国第五大锰矿床都藏在这片大山的深处；城口也是重庆最“绿”县，森林覆盖率达72.8％，是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

  面对这样的矛盾，2021年来，城口壮士断腕，投入巨资关闭了曾被誉为“黑金”、一度占全县GDP10％的锰矿，包括27宗锰矿山和1家电解锰生产企业。

  “以前靠挖矿吃饭，现在靠旅游赚钱。”城口县修齐镇白果村一名村民感慨。作为原来的锰矿村，白果村曾陷入困境：生态环境被污染，村民因锰矿关停而迷茫。

  如今，村子又美了起来，热闹了起来：40亩矿山渣场上种植了葵花，公路沿线株树桩月季，瓜果上架、蔬菜成行、花草飘香、畜禽入圈，慢慢的变多城郊游客来“打卡”游玩。田园美景图中，各类采摘园中的圣桃、青脆李既是让游客青睐的“甜果果”，也是当地百姓的“金果果”。

  白果村还慢慢地发展起“庭院经济＋乡村旅游”，积极探索农文旅融合之路，今年以来吸引周边及本地5000余名中小学生前来开展研学体验，与毗邻村落共同开展村BA等活动10余场，逐步提升了旅游的吸引力，带动文旅消费达450万元。日子蒸蒸日上，村子美，村民心里也美。

  在城口县庙坝镇香溪村的林下仿野生天麻基地，苍劲的大树下，原本当作废料的杂木被埋入沟槽，化作孕育天麻的养分；在城口县明中乡云燕村，荒山林地里“长”出了贝母种植基地，村民一年能多挣近2万元……

  林下也能生金。作为重庆市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先行区建设试点县，城口县围绕“林改四问”，积极探索，让群山更绿、林农更富。截至目前，全县林业生态产业产值突破30亿元。

  “生态定位不是‘枷锁’，而是‘指南针’。”县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说，“要让‘好生态’变成‘好经济’，让村民守着大山也能过上好日子。”

  当“两高”时代来临，有的人靠着大山吃上生态饭，也有人选择离开城口。交通的发展，必然带来“人流的反转”。

  “‘两高’时代到来后，城口的常住人口大概率将呈流出趋势。这对经济固然有一定影响，但我们要辩证地看待。‘两高’也将迎来大量旅游人口的进入，为我们的经济注入活力。”张骄说，仅2024年，城口旅游人数就比2023年增长17.1％。

  “城口老城仅2.6平方公里，我们现在全力发展旅游产业，老城的接待能力捉襟见肘，城市风貌、城市形象不够吸引人，不能支撑起发展旅游城市的需求。”城口县规划自然资源局相关负责的人介绍，“而按照旅游城市的高规格进行规划设计的东部新区，就将成为未来城口的一张新名片！”

  历史的运动发展中，曾经交通闭塞、产业薄弱、人口外流的“边缘之城”，正成为区域协同、绿色转型、文旅融合的“风口之城”。未来已来，这座曾经孤悬大山的县城，正借着时代的东风，在生态与发展的平衡中，书写属于自身个人的希望故事。

  于长城，山海关是其坚不可摧的地理要口；而于城口，一代代城口人永不言弃的突围意志就是城口得以发展的精神要口。

  2024年的10月，对许汝安，这个来自城口县巴山镇坪上村脱贫户家的山里娃来说，意义非凡。

  大山就是许汝安最好的老师。在城市的孩子系统训练田径特长时，从小身材矮小的许汝安则是日复一日从海拔逾千米的家中跑到海拔近600米的坪坝小学上学，每日往返跑20公里山路。

  从部队退役后回到城口的他，因为热情，又跑了起来。从城口跑到全市乃至全国，他一路突围，仅用1年零8个月跑出了国家级健将水平。

  回望90年前的巴山镇，红军在徒步翻越大山前往坪坝大梁前沿指挥部时，百般艰难中，仍在这里留下“人民好坐江山”标语。高山上斑驳的石刻至今熠熠生辉，无声诉诸着红军战士追寻信仰的坚定和执着。

  崎岖陡峭的大山磨练出许汝安一双快腿，这片红色的热土滋养了他吃苦耐劳坚韧不屈的个性。

  在城口，许汝安创造了令人惊叹的个人价值，而一群“许汝安”则能战天斗地创造“向山要路”的奇迹。

  从巴山镇往南50余公里，是双河乡余坪村，这里流传着这样一首打油诗：“往年余坪村，山高路远长，运力背背上，老少共劳伤。现在余坪村，公路上山冈，农民加苦干，全靠。”

  余坪村位于海拔1300余米的高山之巅，66道拐的盘山公路“上山冈”，在云遮雾绕中连通了山顶的村庄与山底的乡场。

  站在山顶俯瞰，陡崖壁立。很难来想象，20多年前，没有这条公路的时候，进出村庄是怎样的场景——村民出行得“手扒岩”，物资运输靠肩扛背驮。

  被“困”在山顶的余坪村村民，一直面临着想卖点玉米、土豆，但运输一趟赚不回成本的窘境。

  “谁家要把好不容易养大的猪卖掉时，必须找到帮手，4个人一起抬着100多公斤的猪下山，天亮出发，直到天黑才能赶到山脚。”余坪村村民杨本坤说。

  修路始于1996年。修路的任务是按村民人头划分，从勘测、设计到开荒，再到一凿一钎人工开挖山路，整一个完整的过程倾注了余坪所有干部群众的心血。

  “大家修路的积极性之高，不要报酬不说，自己的任务完成了，还要帮别人修，没有半句怨言。”杨本坤说，1997年冬闲时期，满山都是凿石开路的身影，背着孩子的、找来亲友的，有的地方异常陡峭，大家也无所畏惧。

  仅仅3个月时间，10公里的公路跃然山间，老百姓用汗水、用双手实现了夙愿。

  “二十多年前，根本不敢想我们也能做养猪生意。”曾经参与开路的胡晓明一家，红红火火地开起了养猪场，饲养规模达到200头，小汽车载着高山土猪奔向四面八方。

  因为地势险要，余坪村过去还是城万红军指挥所所在地。这份红色底蕴，在余坪人的坚持中传承发扬，为今天红色美丽村庄的建设赋能添彩，也让老百姓的钱袋子鼓了起来。“近年来，聚焦红色研学产业，余坪村全年开展研学100余场次，增收350余万元。”双河乡相关负责人介绍。

  余坪村的路，是城口众多山村“破局”的一个缩影。在大巴山深处，这样“与山较劲”的故事，还有很多。

  在海拔超2000米的东安镇兴隆村黄安坝，全村第一年每人凑5元，第二年每人凑50元，全力以赴修通了下山的9.2公里公路，用汗水换来了发展旅游的丰厚回报，东安一线成为城口北部山区最漂亮的旅游黄金线多户村民靠山吃山，办起大巴山森林人家，全年旅游收入达二三十万的不在少数；

  在位于高寒山区的蓼子乡当阳村，11公里的村道修通，打破了“下街打铁，一天到黑”的生活，邻近的5个高山村还联手规划发展起中药材种植产业，引进中药材公司，村民也跟着发家致富……

  资料记载，从1958年到1997年，40年间城口人民用原始的石磙子碾压方式，修筑出560公里公路，先后投入劳动力1151万个，有22位村民为修筑公路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城口公路的发展史，既是大巴山人跟恶劣的自然环境的斗争史，也是近20万城口人不甘落后，宁愿苦干、不愿苦熬的奋斗史。

  从余坪村的“生存路”到兴隆村的“致富路”，城口的山路，越修越长，也越修越宽。截至2023年底，城口全县公路总里程达到4547公里，曾经“孤悬”的山村，如今都通上了幸福路。

  作为曾经的全国14个连片特困地区之一，2020年城口正式退出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实现了全面脱贫。可城口人没有停下脚步，而是把红色基因融入乡村振兴的实践中，继续“较劲”——穿山架桥修起高速公路，一次次进京争来高铁落地的机会，敢想敢干做强文旅融合，让大巴山深处的城口，焕发出新的活力。

  厚坪乡的老腊肉香飘十里引来无数游客，高燕镇的林下淫羊藿让青山变金山，巴山镇凭借得天独厚的钡矿向着打造“中国钡谷”钡新材料产业园挺进……

  曾因川陕革命根据地的红色印记被载入史册的城口，如今又以“革命不怕砍脑壳，打铁不怕火烫脚”的勇毅和“不等不靠、不屈不挠”的精神继续突围，追逐时代的步伐。

  城口的山门，不在秦锁巴吞的雄关，而在这些不肯熄灭的火光。它们连成一条看不见的“新路”，从遥远的古代栈道，到今天的振兴大道，通向山外，也通向光明，为奋力谱写秦巴山区强县富民现代化新城口新篇章奠定了坚实基础。